大明帝国的兴起，是在一个群雄逐鹿，风雨飘摇的时代。
蒙古人的统治在六十多年的时候已经无法继续维持下去，最终不过百年便被彻底倾覆，在马上得天下，又以马上治天下，数十年毫无变革，哪怕是名相脱脱，也无力回天。
正所谓元“失其鹿，天下共逐之”。
元末的群雄逐鹿，可不像现在流贼这般小孩儿过家家，我们可以随口道来的什么郭子兴、陈友谅、张士诚等等，虽为一时之雄，但崇祯皇帝明白，这些人放在眼下这个时代，每一个都比李自成、张献忠之流强上千百倍。
如果眼下占据西北的是陈友谅，崇祯皇帝自认是根本玩儿不过这位野心勃勃的枭雄的。
汉末英杰辈出，天下终归一统，元末群雄逐鹿，同样有一个王者鼎足而上，收整天下，而彼时的王者，便是一个名叫朱重八乞丐出身的和尚。
真正论低下出身的皇帝，历朝历代无人能比肩朱元璋，要知道，刘邦还是个管着三十里地界的亭长。
公元一三六八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立了延续至今，已经颤颤巍巍如同耄耋老者的的大明帝国。
崇祯皇帝在后世好歹念过大学，自然明白一个道理，在华夏漫长的封建社会之中，天下兴亡，在背后起作用的东西，常常不足为外人道，因为放到前台的总是阶级斗争，背后的东西呢，其实就是经济。
作为经济的重要组成，税收的作用无法小觑。
在古代，税收的形式多种多样，直接叫税收的很少，身为皇帝的崇祯继承自己前世记忆，也对这时候的税收有了很大了解。
这个时候的税收，大多以赋、税、饷、徭、杂泛等名称出现，缴纳的方式也很多，有实物的，有货币的，有投工投劳的等等。
崇祯皇帝刚穿越过来的时候，免天下赋三年，并且永远取消给辽东军的三“饷”，但却并没有免“税”三年，显然是正确之举，因为税这个字包含的意义太过广泛。
明代称之为“税”的东西，往往和“有偿”的交换联系在一起，如租赁、利息、买卖等等，总而言之，这个时候的“税”含义众多，与后世口口声称的“税”，区别很大。
其实，早在朱元璋建立大明最初的时候，就意识到商户过分敛财会造成财政危机，已经设置了征收“商税”的一套基本规则和有司衙门。
只不过那个时候的“商税”和眼下崇祯皇帝想要收的，又不是一个“商税”。
朱元璋所制定的商税制度的目的只是为了限制商人获取厚利，让朝廷有利可图，并非时下崇祯因为朝廷年年财政赤字毫无办法，为了从商人口袋里取钱充补国库的下策。
在大明建国初期，朱元璋大力整顿商业与朝堂，除了大兴杀伐为后世奠定基础以外，在府设税课司，在县设税课局，在道镇设分司、分局，压制财阀集团。
根据朝廷中的某些记录，洪武年间，全国两京十三布政使司共税课司局就足有四百五十多处，各税课司局所收的商税，年终需解送布政司，然后再由布政司送交京师太仓等库，以备国用。
可想而知，这会是何等的暴利。
在朝堂商议中，崇祯皇帝从蒋德璟口中了解到，眼下朝廷收取的商税分为过税和住税，过税是商货、船只过境税，有工关、钞关、门税；住税则是指商货落地、停留、贮藏、房店、设摊货卖税等。
洪武、永乐年间朝廷的“商税”收入主要来源于两样，其一是塌房税，塌房税原名官店钱，这个玩意儿崇祯也是穿越过来闲着没事翻典籍翻出来的。
崇祯现在很喜欢查阅老祖宗的东西，因为这些都是后世怎么查都查不到的，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有些可以弃之不用，有些再搬出来却非常管用，总会有些惊喜。
明初，两京地带商贾云集，市场繁荣，但是南京城内居民众多，导致住房短缺，商货无房可储，朱元璋为了保证物料的供给，在南京城建造了塌房，并且强行规定外地商人需在朝廷建造的塌房居住存货。
由于朱元璋的权威，商户自然不敢多说一个字，设置塌房之后，朝廷便名正言顺的开始收取所谓“塌房税”。
顾名思义，商人入住及存房于塌房需交纳一定数量的税费，税率是按三十取一的比例征收，成为明初直至明中期“商税”的主要来源之一。
不过崇祯皇帝也在冯铨口中得知，塌房税在万历末年因为有某些大户抗议，加之时内阁臣子声援，如今仅在南京、北京两地征收，再加上这两地商户多为财阀，又在朝中眼线众多，所以成效甚微。
从前朝廷“商税”的主要来源除了塌房税以外，还有“市肆门摊税”，开征于仁宗洪熙元年，明仁宗认为钞法之所以通行不畅，是因为对商贩储藏货物不征税，加之门市店肆阻挠所致。
于是，明仁宗下旨对两京以贩卖为主的官私店一体征税。
洪熙年间，朝廷规定税款均须以钞缴纳，宣宗宣德四年，明宣宗继续加大力度收取“商税”，将该税推广全国各主要城镇。
除此之外，明宣宗降旨将税率增加五倍，规定凡以贩卖为主的蔬菜园，无论是种植、转输、囤留，还是贩卖，一律征收此税。
万历二十六年以后，市肆门摊税在朝廷派出中官税使的情况下，开始无限扩大，但因为后期地方官吏滥收，却又不上缴于朝廷，搞得百姓民不聊生，曾多次况，和塌房税一样根本指望不上，朝廷也是越来越穷。
直到去年，崇祯皇帝穿越而来，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其它手段获取银两，不得不靠抄家杀头来求活，然而有趣的是，传闻中越清正廉洁的东林党，家里财产往往都是越高。
正是这些清正廉洁大臣们家中的财产，让现在的崇祯皇帝磕磕绊绊撑到现在。
市肆门摊税的征收方法是由每个店铺按月向都税宣课司或税课司局缴纳，官府给与由帖（交税证明），有司每月核查一次，如发现有违期不纳或隐瞒不报者，依法治罪，并罚钞干贯。
除了上述两种主要的商业税课之外，朝廷还曾在酒醋、渔课、契税、牙税、过坝税、过桥税、车马税、香税等都征收加税。
所以崇祯皇帝认识到，现如今的问题不是朝廷有没有征收商税，而是大明自开国以来，几乎历朝都在加大商税的力度，但自从万历十五年之后，朝廷能拿到的钱却越来越少，直到现在一个几乎没有的地步。
究其原因，后世而来的崇祯在这种时候无比清明。
“商税”根本收不到商户和地主的头上，无论怎么开设，那些商人都有无数种方法躲避缴纳，并且在朝廷有自己人，又能避免受罚。
最终这些所谓“商税”，无一例外全都加征到了百姓头上，而历史上的崇祯皇帝虽然有所觉察，但终究因为手腕与性格等原因无法将心中想法付诸实现。
现在的崇祯并不会有这些思想束缚，与内阁商议了两天，早就对这时候商税的组成和财政根本症结有了清晰了解。
听到魏藻德请辞，崇祯皇帝其实也明白他的想法，想了想，点头说道：
“爱卿劳苦功高，准予致仕所请。司礼监拟旨，加太子少师，月给米四石，役六名，终其身。因战事原因，暂留京师闲居，日奏行程，不准回原籍，听朕后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