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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必须要通报朝廷的，一来一去再加上朝廷商议，最少两个月时间，宋九巡查过了，又说过冬天时还来巡查一次，若下面官员不学好，那就再无改悔动机。这个时间段里，一是通过各地公文冤案等等审核，未必上诉的人一定是清白的，但可以判断是非清白，现在下面的民心可用，或官员做得不好，百姓必然会涌向桂邕广韶，或者直接到广州来申冤。
其次还有许多“密探”，那就是宋九带来的学子，他们也有一个秘密任务，替宋九暗中打听各州县官员，那些官员是好的，那些官员是坏的平庸的。
三是其政绩。
然后再派书吏下去一查复查，将这些官员全部淘汰下去。这样剩下的官员基本能凑合了，再与朝廷调来的官员配合，整个官场风气会逐渐变好。并且裁减了官员，也节约了大量开支。。
第二个用意州县太大，面积人口都很少，想要好，必须手中有资源，这个资源不仅是面积，还有矿产农牧，以及人口，州县小资源少，也不便官员发挥才干。
说着宋九拿出一张地图。
这就是他设想后各州县的详细分布地图。
它是宋九第一个想法。
第二个想法灵感是来自王安石的免役法，似乎王安石变法有很多种，多数宋九不知道，但有一些主要变法，例如青苗法与免役法还是能记住一些的，只是记得不大清楚。有官不行，还得有吏，有差。也就是免役法中的役。
宋朝政策是三等户以上执行差役，看似是齐民，减轻贫困户的压力，是富户当差，贪污不会严重。事实有许多不便，例如一些商人，他们一年得做多少生意，可现在将他们放在差役上，于是造成几个后果，许多二三等户破产，有权有势的把持舒服的州县书吏，直接架空知州知县，或者变相地将差役往四五等户上加，让社会不公，或者官员强行提高户等，手中一条牛一棵树资产也要计算，让百姓不敢盖房屋，不敢养牛，不敢种树。
要么就是南汉的差法，从唐朝基础上演变来的，一部分是强行当差，一部分是养吏。这同样不好，贫困百姓压力增加，税务增重，等等。
但少了他们又不行，就象中书，有堂后官、主事、录事、驱使官、主书、守当官、行首、副行首、通引官、堂门官、直省官、发敕官、楷书等等，他们沾着官字，实际不是官，而是胥吏。各州有孔目、勾押、勾覆、押司、前行、后行、贴司、造账司、祗候典、散从官、院虞候、杂职、斗子、搯子、杖直、拣子、库子、拦头、衙前、狱子、兵级。那一样都不可少，例如拦头，没有他们如何收商税粗分一是吏，例如孔目，一为公人，也就是衙前、狱子、称、搯、杖直等粗笨活计。各县同样不少，到乡间还有，里正、耆长、户长、壮丁、承贴人、催税甲头等等。
名目繁多，恐怕连赵普都弄不清楚。
宋九将他们一分为三，有的可以兼职，例如耆户长里正等等，这些都是地方上的富户，平时闲得蛋疼，让他们配合一下官府还是可以的。宋九称它们为兼差役。
余下的皆必不可少。
再分，例如壮丁，他们平时服役训练之外，同样也能抽出一些时间参加耕种，可以通过免税等形式补偿。
尽管这样择，一州加上诸县，最少还需要一百到四百个常任差吏。普通的一两百人足矣，一些小州几十人就够了，但象广州四百人都未必够。好在岭南物价比较低。
因此两者役法全部不用，而是雇佣差吏，勇武有力不识字者做粗笨活计，读书人做文吏，象宋江文武兼备之流可以做押司。然后根据户等征收差役钱，一差吏给年薪两十到五十缗钱。数量有些大，正常两百个差吏最少五六千贯钱，但摊在几百户甚至近千户头上，并不重。最主要有一个很好的基础，那就是南汉税重。
这时执行免役法包括富户在内，都不会有怨言。
但防止万一，还要给予一些补偿措施，承诺以后广修水利道路，使他们收入增加，简化商税征收程序，本州之内商品只征住税，不征往税，于广南流通，只收一道往税。若是售给番人或者南唐福建与湖南、大理、交趾，再补一道往税，余下杂税一律不得增加，若有胥吏苛税，可以于各州诉讼，各州包庇，来广州诉讼，是事实者不仅退还多收的税务，还会弥补损失与路费。进行一些差价补贴，富裕州府略多征免役钱，补贴贫困山区州县，这些钱帛朝廷不会挪用一文，减轻贫困州县压力，再根据情况，五年一次调整。
“这倒是一个好办法，能向全国推广，”王明喃喃道。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中小地主与中小商人全部释放出来，他们做一笔生意，也许就能赚几百贯钱，那么岭南更富。多是雇佣，各州县官员就有话语权，利于朝廷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会给各州县读书人一个生存机会，一边替朝廷做事一边可以继续苦读，那么人才会越来越多，甚至可以在这些磨勘后的文吏当中提拨官员。也更好地体现了宋朝的齐民政策。
“它只能在岭南执行，还要甄别，那些生蛮最好不要招惹他们。至于全国，那不行，因为已经形成了利益集团。执行得太迟了，若再过几年，岭南稳定，利益集团形成，同样不能执行。”宋九又举了一个例子：“王转使，你能让赵普相公父子交纳商税吗”(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