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年2月，寒风凛冽的汉中，新工业城区的街道上人头涌动，无数陕西腔，河南腔，甘肃腔，河北腔，甚至山东腔，山西腔的工人们，在大街上推挤着，挥振手臂高喊着：“要平等，平等待工！”“内地多少钱，我们北人也要多少钱！”“打到吃人骨头喝人血的黑心资本家！”“要共产！共房！大家都要上免费子弟校！”“对对！凭什么西南人就可以上免费子弟校，咱们也要上！”
……
喊着种种口号的人群们一波波地冲击死死拦在他们面前的工厂护卫队队员们。
工厂护卫队的队员基本上都是汉中本地人，在北方难民大量涌入前，他们甚至连汉中地区都没有出过，一辈子种着几亩水田，一辈子吃着不多的粮食。
可义公党占据西南后，汉中日新月异，火车通车之后，只看见白花花的大米一口袋一口袋地从南边运过来，补充这里不足的粮食。
只要是西南人，凭借身份证就可以享受低保。
所谓低保，当然就的确是低保。
如果你不上工，不干农活，那国家，也就是中华西南自治政府补贴每一个成年男人每月16斤大米。
如果你上工，则按城市户口颁发粮票购买粮食。
重体力活一个月42斤，一般成年男人30斤，一般成年女人26斤。小孩子减半。14岁以上的半大孩子按成年人计算！
现在物价已经平稳，一石大米不过2蜀洋50铜元到3蜀洋25铜元之间，看米的成色和颗粒饱满与否来判定，就是来自泰国和越南的长粒香米，也不过4蜀洋到5蜀洋一石。
而只要有西南户口，就业优先考虑，最低月薪不能低于15蜀洋，因此，一般的西南人生活，尤其是城里人的生活水准，已经比60年代大饥荒时期好了十倍！
除了大肚汉尚有饥饿的感觉，起码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汉中本地人已经渐渐淡忘饥饿的感觉。当然，对饥饿的恐惧，一时还不可能淡忘。
但来自外省的难民则又不同了。
没有工作的，一个月也有低保，但却是12斤救命粮！熬成稀粥，喝的时候倒饱了，转眼就又饿了。
而且，难民们一个月最低月薪法律规定是5蜀洋，这就只有西南人的三分之一。
难民们别的都可以忍受，但这种种地不平等，让他们难以忍受，一样都是华夏儿女，还都是汉人，凭什么你可以多吃多占，连子女都免费上学，中午还免费享用一顿有肉有菜有饭的营养餐？而自己一样幼小的儿子和女儿，就只能呆在棚户区里发呆发傻？
此刻，活跃的供产党人们当然注意到了这个区别，他们没有细想为什么西南政府这么干，就把握住，可以呼唤起义！
西南政府当然不是傻瓜。
他们这么干自有其目地。
从民族来说，中华西南自治政府的民族基本盘是汉人，此时95%的西南人口都是汉人，而不是藏族，彝族，苗族，虽然他们也是中华大家园的一员，但主体民族是什么就是什么，羞于提起甚至愧于提起就不知道什么奇怪思想了。这才是科学的处世观。讨好主体民族是必须的。当然，不可能民族区别对待，但一视同仁总能做到吧？
从地域来说，历史上，任何政治势力都有本地人和外省人之别，连草莓岛后世都逃脱不了，在那么小的盘子里闹腾，何况此时1100万平方公里的中华民国。
中华西南自治政府的基本盘是本地人，而不是外省人。讨好外省人就丢去本地人无底线地支持的可能，因此不能取。反而政府要大力宣传，你们看我们对你们多么好，外地人吃草，你们吃肉！这样，本地人才会全力支持政府。
如果毛伟仁不是一个绝对的民族主义者，而象博古一样是所谓的国际共产主义者，认为全人类都是一家人，没有国际，没有民族，什么都没有，只有阶级，只做苏联老大喜欢的事，你看全中国的人会不会还那么支持他？
不可能的！每个人出身就打上了国家的烙印，是哪个国家的人，心理上的认同甚至会促使人勇于牺牲，没有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民族，都是被人同化掉的那种。
这个民族和地区态度，是刘亦菲的黑色大脑想出来的。
只要控制着同化外地人的速度，每当外地人起来暴动，或者打压，或者妥协一下，就可以把人的内斗情绪瓦解一大半，不至于产生极端主义者。
象后世那种只要头上顶着斯坦的名字，就算吃糠也好过跟政府吃肉的极端民族主义份子显然要全力打击！
这次的暴动，供产党人内部也意见不统一。
不少南昌的同志说，人家西南政府在我们最需要金钱的时候，大力支援了我们100万美元，怎么可以在人家的地盘上暴动？
不过，一些六亲不认的所谓国际共产主义者却说，一样是反动的军阀，就不管那些，统统要打到！当然，他们的心理祖国是苏联，与毛伟仁，周宗理这种绝对的民族主义者不同。
既然知道了，西南地方自治政府的基本盘是他们统治下的三省三区的此时的7900万人，那涌来的才不到400万的难民当然别想得到优越的国民待遇。
林深河在听说外地工人大罢工时，只冷冷地一笑，打了一个电话。过了没多久，汉中上空响起了尖锐的警报声，于是，一队队武警，一队队士兵涌上街头，用棍棒驱赶罢工人群，只打得他们哭声四起。
一批大约15人的所谓国际供产主义份子被按着名录依次逮捕。
这批煽动工人闹事的所谓同志惊诧于西南政府的神速。
他们其实都是按党史上的名录逮捕的，不少人本来就是肃反时丢了老命的，他们的死活都不会影响中国革命的，直接就被推出去枪毙了。有一些是川陕鄂根据地的负责人，虽然后世丧命，但此刻还是能发挥鼓动作用的，则优渥对待，被递解出境。当然，是直接递解到鄂北地区，然后撤下蒙头的黑罩子，叫他们走人。
这又一种区别对待，则让几个侥幸的人甚至产生了羞愤，认为是自己的态度可能太配合了，因此没有牺牲掉。当然，这个时代的供产党人不怕牺牲，有此想法不足为奇。
在1920年代，全国各地蜂拥而起的工人大罢工此起彼伏，永不停止，这是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枪毙了几个国际供产主义者，打死了几个外地工人，报纸连提一下的兴趣都没有。
人家一次罢工打死几十个人，打伤数百人才能上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