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尔基村旁的这条小河虽然有些小家子气，但不知从何处山中流下的河水却清澈见底，连河底的水草也是清晰可辨。站在河堤旁的小路往下看去，看着这碧蓝的河水，倒是真像一块会流动的绿宝石了。
河堤边上栽着一排柳树，靠近村子的一侧有着人工修理过的痕迹，临河的部分还用石块砌成了极长的台阶，以方便村民下河洗刷东西。不过现在这个时间点，河边倒是一个人都没有，只有不知谁家的三头耕牛被系在了河堤下方的怪柳上，悠闲的在水陆交接处的河滩上低头啃着杂草。
在这样一副没有人的风景画里，吴川根本分别不出，眼前的景致同过去中国南方的乡村有多大的区别。不过对于这样的风景，他也只是扫过了一眼便丢在了脑后，把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佩奇提出的问题上。
“是的，开普兰先生，您说的很对。上尉、男爵和这些乡下的小吏们，显然是结成了一个应付采访的同盟。
如果我们不能打破这个同盟，那么我们能够看到的、听到的，必然是他们想要我们看到和听到的东西。这样一来，虽然他们没有直接向我们提出，您的采访应该如何报道，但事实上他们已经左右了您的报道。
假设您的目的不在于这篇报道，而是在于利用这次采访的机会在地方上交一些朋友，那么我们倒不妨顺水推舟，按照他们写好的剧本演下去就是了。可如果您确实想要完成这篇关于俄国土地改革的报道的话，那么我们恐怕就要遇到很多麻烦事了。”
吴川的话让佩奇犹豫了许久，一开始他其实就是把来俄国的采访视为一个幌子，想要找机会揭露俄国政府对于犹太人进行迫害的新闻而已。
遇到了吴川之后，吴川所转述的豪斯教授对于犹太人未来的预测，又让佩奇意识到现在的当务之急不是揭露俄国政府对犹太人的迫害，而是研究俄国的政治、经济局势，以推断欧洲列强之间的冲突爆发点，从而为犹太国的创建寻找机会。
斯托雷平推动的俄国政治和社会改革，其核心就在于俄国的土地改革。不管是俄国的精英还是各国的有识之士，差不多都能看出来，斯托雷平正试图通过对乡村土地的私有化，从而造就出一个农村的有产阶级出来，为沙皇政府获取一个稳定的支持者。
俄国的总人口差不多接近了亿人，其中超过80%的人口居住在乡村，也就是说俄国同欧洲其他列强不同，这就是一个没有完成工业化的农业帝国主义列强。只不过俄国仗着自身的疆域辽阔和人口众多，比例较低的工业人口，在绝对数量上也并不比其他列强少多少而已。
毕竟此时的德国人口不足六千万，英国本土人口约4千万，奥匈帝国的人口不到5千万，法国人口比英国还少，只有美国的人口超过了8千万稍稍接近于俄国人口。因此除了美国之外，其他主要工业国家的工业人口，并不对俄国的工业人口占据绝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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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俄国的工业人口比例不高，导致了整个社会的稳定就锚定在了俄国的乡村。只要沙皇政府还能够得到农民的支持，那么沙皇政府就能依靠农村近乎无穷的人力去镇压，城市工人的罢工和知识分子领导的市民起义。05年革命的失败，就是俄国的农民最后还是选择了支持沙皇政府，而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领导的国家杜马。
了解斯托雷平推动的土地改革对俄国农村究竟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对于判断沙皇政府对于俄国的统治能力，是一个极好的研究对象。这也将为俄国境内的犹太人复国者，找到能够和他们同盟对抗沙皇政府的对象。
而且对于佩奇来说，这篇报道如果真的能够如实反映出俄国土地改革之后的乡村实情，那么也将成为他记者生涯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因此在仔细的思考之后，佩奇向着吴川小声说道：“我们既然已经走到了这一步，自然不能轻易的放弃。你觉得，我们应该如何打破上尉和这些乡村小吏对我们的封锁，让我们能够采访到这些村民对于土地改革的真实看法？”
吴川稍稍转了转脖子，用眼角余光再次瞄了一眼不紧不慢跟着他们身后的警察，方才对着佩奇说道：“打破他们这个粗陋的同盟，我倒是有了一个想法。不过这里不太合适讨论，我们还是晚上回去庄园的时候说吧。倒是接下来的采访，你打算怎么做？”
佩奇顺着吴川的眼神向身后看了看，方才点头回道：“好吧，这事回去谈。不过接下来的采访，我觉得不能再按照早上的方式进行了。
就算我们拿着村民的花名单随机抽取，那些去找人的乡村警察先对他们教育一番后，我们也听不到什么真话。我看倒不如从你摘录下来的那些脱离村社的富裕农民家庭开始入手，这些人是土地改革的受益者，采访他们应该不会受到太大的阻碍，也能让我们听到一些真话。”
吴川也赞成道：“您说的不错，我们的确改换一换采访的方式了。而且我们同村民也不认识，天知道他们带来的村民究竟是不是我们点名的那些人。也许这些被带来的村民都是被教育好，用来应付上面来人检察的老实人。我们问上一千次，他们的回答也不会有什么不同。至于那些从村社独立出去的富裕家庭么，我记得大约有19户左右吧…”
从外面散步回来的佩奇突然向纳吉提出，暂时不采访那些仍留在社内的村民，而是先采访那些脱离了公社的富裕家庭，这让纳吉、村长等人都松了口气。虽然他们对于应付县内来人的视察颇有心得，但是对于记者的采访还是第一次经历。
早上费尔多警长依旧拿着过去对付上级的办法应付佩奇的采访，午后他们就被谢尔盖上尉痛骂了一顿。上尉当时是这样斥责他们的：“…这是采访，不是应付老爷们的检查。检查只要无事就好，对着记者说无事，你们这不是把别人当傻子看待么。
难道你们打算让他在报道里这么写：斯托雷平阁下所领导的土地改革，对于乡村什么影响都没有；或是，包尔基村的村民对于土地改革一无所知，显然这只是一个口号…
要是这些话传入到斯托雷平大臣的耳中，你们觉得什么人会倒霉？”
在上尉的斥责下，包括纳吉在内的村社中人都大为紧张了起来，上尉所说的这个后果，他们显然是不敢也不愿去承担的。
只不过，想要让他们立刻整理出一套应付记者采访的说辞，这时间上又太短了些，毕竟他们可不是学富五车的学者。
外出散步归来的佩奇主动向他们提出更换采访对象的次序，对于纳吉等人来说就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消息。那些从公社中脱离出去的富农家庭，显然是不会在采访中揭他们的底的，而且近半数以上的富农家庭都从村子里搬去了自己的土地上，这样远离了村民的记者也就不用他们再费心去拦截了。
这日下午，佩奇和吴川采访了三家仍住在村子里的富农，他们离开公社时大约带着俄亩、俄亩和15俄亩的土地退社的。让吴川有些惊讶的是，退社的时间越晚，富农的份地就越大。可是在理论上，这应该是不可能事，毕竟份地可是全社均分的土地，在没有额外增加的土地时，大家都应该是一致的。
虽然心中有所疑惑，可吴川却并没有当场提出了，而是在自己的小本上记录了下来，准备日后再看情况找人询问。不过让他感到最有问题的是，这些人实际拥有的土地可比自治会档案室内的记录高多了，足足多出了一到三成土地。
吴川在寻找这些富农话语中的漏洞时，他们也正同佩奇述说斯托雷平主席大臣对于乡村改革的正确性和必要性。虽然俄国8-11岁的儿童入学率达到了一半，图拉省的小学入学率达到了60%，不过俄国的中学数量也只有小学数量的十分之一而已。这三名富农都是读过中学的，因此他们说话的条理性可比早上那些村民强多了。就算是佩奇，有时也听的不由连连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