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端这一刀成了战局的转折点。打仗时有人见血就瘫软，而有人见血却红眼。当时老大和女儿立即瘫软，父亲却红了眼，转刀砍向紧箍着自己的老二的胳膊，老二及时收手，刀砍在父亲自己身上。好在造物主造人时是按攻击他人设计的，砍自己却使不上劲，只划破了衣服和肚子上一道表皮。父亲真正拼尽全力的是掷向仍在踹门的女婿的一刀，刀从老二的耳边疾驰而过，在空中激动得胡乱翻滚，最终刀背打在女婿的肩胛骨上，虽然隔着衣服，也疼得他呲牙咧嘴，象猪一样靠着墙猛蹭后背。
殴斗停止了。接着一批又一批的邻居来观摩现场，第一批是王宇恒叫来的，没起到什么作用，然后是警察来了，把双方有关人员带到派出所，只有老大由老太婆和葛老头护送先去医院，缝了十几针。
初步询问完情况，派出所让大号的人回家，却把父亲留了下来，关在一间小屋里。母亲带着王宇恒和弟弟来看父亲，值班警察没有阻止。没想到一家四口竟在派出所平安团聚了，还是一个单间。父亲紧紧抱着弟弟，弟弟仍是无忧无虑且无知的样子。父亲又抚摸着王宇恒的头，默然无语。
那天王宇恒第一次亲眼见到他梦寐以求的真枪，却不是用来对付佟老太婆的，而是别在值班警察的腰上。
殴斗双方的口供是截然不同的。父亲坚持说对方人多手狠，自己受伤在先。开始拿刀只是想吓唬对方，所以一直没砍，是对方先要夺刀砍他，自己肚子上的刀伤和衣服上的破损就是证据。因为眼瞅刀就要被夺走了，出于自卫才不得已抡起来；而且是平拍的，正常情况下还不如对方的拳脚狠，却被对方推搡而走偏。如果自己真想砍，对方不会只受这一点伤。父亲的口供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基本上是真的，只有最关键处是假的。高明的谎言一般都掺有部分真话，用以取信，也增加自信，就如同好的大多是真实加虚构一样。
而大号说父亲那把刀是早就暗中准备好的。民警问既如此他为何不早拿出来，还要先挨打？大号说父亲就是要等到自己吃亏受伤后，再以正当防卫的名义砍人，是蓄意谋杀。这种说法使情节显得过于扑朔，过于戏剧性，民警难以信服。大号又说父亲肚子上的伤是自己砍的，这又使人联想到苦肉计。民警仔细观察了父亲，觉得他不象如此老谋深算的阴狠之辈，这种说法不如双方在夺刀时划伤推理自然而顺畅。父亲是用真话把假话带得可信了，大号则相反，是假话把真话拐得不可信了，关键就在于分寸的把握。
为慎重起见，民警对周围邻居和双方单位都进行了走访调查。王宇恒家的其他邻里关系还不错，而父亲单位因为父亲能够常年抛家舍业去野外出差，多次评选他为先进生产者。父亲肯长期出差其实是为了挣一天四毛钱的出差补助，而且吃饭免费。姥爷带着姨舅们下放农村，母亲每月都要接济他们。
对大号的调查结果却完全不同。霸道的人在哪里都霸道，这是他们的处世哲学，邻居和单位对他们家的反映都不太好。在父亲单位，那个曾被大号气走的前任小号成为一个愤怒的控诉者。而派出所对父亲的处理结果很大程度要听取父亲单位的意见，主管的行政处处长又征询父亲所在的野外队的意见，野外队领导说队里能长期出差的人不多，一定不能为此事耽误他的工作，他为了给单位创造产值常年奔波于荒郊野外，因此无暇顾家，才使妻儿无依无靠，受人欺凌的。行政处长听了很感动，也想借机扭转一线科室对后勤科室的看法，二者之间存在着类似于纳税人和政府机关的矛盾，前者养活后者，却要服从后者的管理。管理名为服务，实为权力。行政处长要体现自身的价值，便亲自带着下属保卫科科长和科里一位彪悍的蒙古族摔跤能手，拎着两瓶罐头和一些补品，代表伤人者单位去大号家看望受伤者，对方的态度也很重要。
敲门说明来意，进屋见到卧床静养的老大。大号一家都很冷淡，与来者的热情形成鲜明对比。三人与老大握手问候，摔跤能手尤为猛烈，传递出蒙古同胞的豪迈与强壮。处长做为领导，自然要唱红脸，款款安抚，与保卫科的两张黑脸互相制衡，形成软硬兼施、恩威并济之格局。对两名下属偶尔表现出的不温婉、不礼貌的态度，处长都要及时制止。保卫科长强烈建议大号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这样才不辜负拎来的那两瓶罐头——罐头在摔跤能手的手里不断地掂着，手形不象是拿礼品而象握块砖头，呈蓄势待发状。躺在床上的老大觉得如果不采纳他们的建议，自己受用的将不是罐头的内容而是包装。他虚弱的头一阵疼痛，怎么能再往伤口上撒玻璃碴子？不知来者到底是礼部的还是兵部的，罐头在不同的人手里有不同的用法。处长似乎看出了摔跤手的不良影响，让他去看小号家有没有人，如果没有就去派出所看看老王，问他有没有什么需要。老大的心随着罐头的放下而放下，随着摔跤手的离去而宽敞。处长解释说此人总随野外队出差，负责保护人员和物品不受野兽侵害，经常与狼和熊打交道。以前总跟人打架惹事，所以我让他负责野外队，让他把多余的力气用来对付野兽。因为总和老王一起出差，两人关系好，非要跟来看看。我告诫他要注意礼貌，待人友善，但也不太好管，他仗着自己是少数民族，做事很少顾忌。惹事后处理总涉及到敏感的民族问题，反倒是派出所顾虑再三，反倒是咱们汉族吃亏。没办法呀！处长慨叹，科长也附和说真是拿他没办法，又说自己比较了解他，他倒没有故意仗势欺人的心计，就是脾气暴，脑子缺弦，做事不计后果。
老大对这个摔跤手倒是挺感兴趣，毕竟谈自己被砍是一个尴尬的话题，便转移到摔跤上来。法制不健全总会导致民风尚武，谈论别人的勇武也起到望梅止渴的效用。老大问摔跤手都参加过什么比赛，得过什么名次，表示自己以后要跟他学两招。
这次示威式的探望结束后，大号随即评价地质勘探单位的人员素质太低，风气太差，可能真是总与野兽打交道的缘故。一家人似乎都成了正义的化身，而忘了自己的成色。从霸道向正义的华丽转身，也就是退让的意思，毕竟老大头伤未愈。结论是暂不与他们一般见识，跌了自己的身份，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最后派出所采用了父亲的“平拍误伤”说，属防卫过当；废弃了大号的“蓄意谋杀”说，并判父亲赔给伤者三十元医药费，同时告诫大号要强行闯入别人家也是违法的。父亲回到单位，就被派去出差了，案子就算结了。在没有条件做专业的现场及伤口鉴定和严密的法庭辩论的年代，周围人的舆论就起到重要作用，尽管他们没有一个是现场目击证人。这相当于有一个松散的民间陪审团，做为一个模糊的准绳辅助法律。本来法律的基础就是公序良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