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给我讲讲你在柏林遇到的事。”当天晚上，陈盈坐在汪屹的宿舍里说。他们利用整个下午，徒步横穿过柏林城，东西向的。回来时脚掌又酸又麻，脚踝累得几乎提不起来。她在宿舍洗澡，他坐在门口给她放哨，趁她出来前五分钟打开热风机，对着屋内狂吹。
“我洗好了。”她穿得整整齐齐走出来，坐在他身边，发梢上的水珠滴在他的手心里。她用毛巾在头发中间来回搓，将平日藏在分叉里的矜持一起抖落出来。他饶有兴致地看着她用毛巾包着头，穿过寒风刺骨的阳台跑到隔壁房间又回来。再次坐下时她戴了顶毛线帽子，把两侧耳朵都完好地罩住，过肩的长发从边沿处垂下来。
“你想听什么呢？”他问。
“说说你在火车站遇到的那些学生。”
“我曾经和他们呆过一晚，就是出发去伦敦的前三天。”他回忆着，“那天下午开始下雪，很冷。我在街上又碰到他们其中一个人，他说他没有吃饭。他本来还想说点什么，可是风吹得他牙齿打颤。我正好要去火车站查一下列车时刻表，因为当时我计划去斯德哥尔摩。”
他把椅子拉得离床边近一点，指尖碰了碰她的膝盖。
“后来我跟他一起去火车站，在小摊买了两个热狗。我们蹲在角落里吃完后，就着饮水器喝免费的凉水。然后他陪着我到问讯处要了份材料。”他说到这里停了一下，侧耳倾听窗外呼啸的寒风，“我的德语只是半吊子，就想请他帮我看看。没想到他的水平比我还差。大概是因为发现了他的秘密，他借口去厕所抽烟，很久没有出来。我去厕所找他，可那里一个人也没有。
“后来我打算回来，因为我并非无处可去。这时他突然又出现了，还带回一个日本人。那个日本人没有订到旅馆，他就介绍说可以在火车站过夜，这样能省下一晚住宿费。我不知道他是怎样说服他的，总之那晚我们一直待在一起，聊天、讲笑话，互相帮着照看东西。车站乘务员到夜里十二点来驱赶滞留人员，我们和一群中东人一起被赶到还下着雪的街上。
“这个人不愧是在那里呆了很久，他带我们在临近的麦当劳小坐一会儿，从店的后门又溜回火车站。这时工作人员全都下班了，但是灯还亮着，到处都是空闲的候车座位。于是我们并排躺在三排椅子上，继续闲扯。”
“当时怎么没想回宿舍？”陈盈问。
“回来也是一个人。而且，”他说着低下头，“我也很久没有和人聊得那么开心。他给我们讲德国政治，还有德国人的一些小嗜好，说他刚来时不懂当地规矩，闹了不少笑话。虽然生活至此，他依然很乐观，给我们描述舞会上遇到陌生女孩给他塞纸条的事。他没有工作，也不去上学，但是参加每一个教堂的弥撒——不只是为了混口饭吃，他会上台唱歌，如果可能也参加排练。
“那天我们听他说了很久，他似乎一点也感觉不到疲惫，天快亮了还在说。保洁人员上班前，他安排我们藏进卫生间的杂物柜里。”
“杂物柜？”
“是啊，就是装卫生纸、拖把和水桶的杂货间，非常狭窄，我们三个人需要紧紧贴着才能勉强拉上门。”汪屹起身拉上窗帘，温暖的灯光洋溢在屋内。然后他抬起头，看着她的眼睛，“后来日本人感谢我们对他的照顾——他不断地鞠躬，我真怕他的腰折了。他离开后，我给那个中国人买了早饭。他的说话功能好像在天亮后自动关闭了。吃饭时他一语不发，只是喝完咖啡后和我握了握手。他送我走出火车站，然后又折回去。在那之后我又去过几次火车站，在曾经的地方寻找，却再也没有见过他的影子。他就这样凭空消失了。我不能做寻人启事，因为他连名字也没告诉过我。”
陈盈坐在床边安静地看着他，双手绞在一起。
“我后来时常在想，那个人是不是黑夜派来为我排遣寂寞的幽灵。恰巧在那个时间出现在那个地点，遇到我，然后讲了许多故事。如果没有那个日本人，我甚至以为自己在做梦。除了一点点食物，他什么也没问我要过。”他自嘲地说。
“在异国他乡的挣扎改变了我们，让我们重新认识生活。”陈盈说。
“累了吧？”他问。
“有一点。”
“我送你过去。”他说着径自走到床前，双手用力将她从床沿边托起，“抱紧我的脖子，免得掉下去。”他一手推开窗，小心翼翼地抱着她从阳台上走过去，用她穿着一次性拖鞋的脚拨开迎面而来的窗帘，趁着透进来的光亮轻轻地将她放在床上。他关上阳台边的落地窗，回到她身边，用自己外套将她盖好。她的头发散落在雪白的床垫上，像一块柔软的绸布发出诱人的光泽。他经不住伸出手指，挑起挡在她额前的几缕头发，认真地看着她。她把头快速缩进盖着的外套下，只露出一双眼睛。风还在窗外兀自吹着，透过窗缝时创造出短笛般的歌声。他静静地坐在床边倾听，像尊石像般纹丝不动。她能清楚听见两个人的呼吸声。
“我回去了，晚安。”他临走前说。
“晚安。”
她听到他关窗的声音，瘦高的身影从阳台边消失。等到隔壁又传来第二次关窗的声响，她才悄悄爬起来，用缀在两侧厚厚的尼龙窗帘将窗户严严实实地遮蔽起来。她打开电脑，连上网，开始查邮件。她机械般地完成一整套动作，没有丝毫间断。